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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苏轼的《晁错论》，总让人忍不住为这位西汉谋臣扼腕叹息。晁错之死，表面看是袁盎进谗所致，实则暗藏更深层的政治逻辑。说实话，这位"削藩急先锋"的悲剧结局，某种程度上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——不是因为他主张削藩错了，而是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太过理想化。想想看，一个整天在皇帝耳边念叨"要削藩、要削藩"的谋士，等到真的激起七国之乱时，却躲在后方让皇帝亲征，这操作搁谁身上不觉得膈应？
理想主义者的政治盲区
晁错犯的第一个致命错误，就是低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力度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当时诸侯王"宫室百官同制京师"，势力盘根错节。他天真地以为凭借一道诏书就能削去诸侯大半封地，这就像现在突然说要取消某个行业的补贴政策——既得利益者不跳脚才怪。更糟的是，他没有做好应急预案，当吴楚七国真的打出"诛晁错，清君侧"的旗号造反时，整个朝廷都慌了手脚。
致命的信任危机
最要命的是晁错在处理君臣关系上的失误。汉景帝原本对他言听计从，甚至"错所更令三十章，诸侯皆喧哗"。但当他建议皇帝亲征而自己留守时，这种信任瞬间崩塌。想想看，你给老板出了个激进的改革方案，等引发员工集体抗议时，你却让老板自己去面对？这种操作放在现代职场也是分分钟被炒的节奏。袁盎的谗言之所以能一击必杀，正是利用了景帝这种"被出卖"的心理。
晁错的悲剧给后世改革者敲响了警钟：再正确的改革方案，如果缺乏政治智慧和担当勇气，最终都可能功败垂成。这或许就是苏轼所说的"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，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"的真谛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