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到北宋向辽国纳贡这事，还真不是简单的"打不过就认怂"这么简单。澶渊之盟后每年给辽国30万两白银的"岁币"，表面看是屈辱，实际上这笔账算得精明着呢。你想啊，当时北宋一年的财政收入少说也有6000万两，这30万两连个零头都算不上。但要是真打起来，光军费开支就得翻好几倍，更别提边境百姓遭殃了。这让我想起现在有些企业宁愿花点钱和解，也不愿陷入无休止的官司，道理其实差不多。
不过最讽刺的是，这个看似屈辱的和约居然维持了120年的和平。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，能维持这么久的和平简直是个奇迹。辽国那边拿了钱，贵族们整天在草原上喝酒吃肉，打仗的劲头自然就小了。而北宋这边呢？省下的军费都拿去搞文化建设了，这才有了后来冠绝古今的宋词和清明上河图里的繁华景象。有时候我在想，要是没有这"花钱买和平"的策略，可能中国文化史上就要少掉半壁江山了。
纳贡背后的经济账
仔细算算这笔经济账就更有意思了。当时北宋在边境设的榷场，每年通过茶叶、丝绸贸易从辽国赚回来的钱，可比给出去的岁币多得多。有学者统计过，光是河北一带的边境贸易，北宋的顺差就能达到岁币的3-5倍。这哪是纳贡啊，分明是搞了笔稳赚不赔的买卖。辽国人拿着白银转头就来买宋朝的奢侈品，钱转了一圈又回到宋朝商人手里，跟现在某些国家的国债套路异曲同工。
但问题就出在这种"和平红利"太舒服了，舒服到让人忘了居安思危。到后来连军队都开始经商，当兵的不会打仗只会算账。等金国打过来的时候，那些省下来的军费早就变成了开封城里的亭台楼阁。这大概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——当初看似精明的决策，放在更长的历史维度里看，可能就埋下了祸根。
文人政治的得与失
说到根子上，北宋这套纳贡政策跟它的文人治国传统分不开。那会儿的士大夫们算盘打得精，觉得能用钱解决的事何必动刀枪？苏洵在《六国论》里骂的"赂秦而力亏"，简直就是给百年后的北宋提前写的诊断书。但话说回来，要是真像汉唐那样穷兵黩武，以北宋那先天不足的军事体制，说不定亡得更快。历史就是这样，很难说哪种选择绝对正确，关键还是看后续的应对。
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，最让人唏嘘的不是纳贡本身，而是整个精英阶层的心态变化。从范仲淹"先天下之忧而忧"到后来士大夫们"直把杭州作汴州"，这种集体性的战略短视，比任何外敌都可怕。当花钱买和平从权宜之计变成路径依赖，再想扭转就难了。这大概给所有处在舒适区的文明都提了个醒：暂时的妥协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把妥协当成了常态。